今年是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包刚升的本命年10倍杠杆，48岁的他决定做点“新的事情”。
他今年新出版的三本书中，《包刚升政治学讲义》脱胎于以前在得到平台上的音频课程；《演变：西方政治的新现实》是相关著述的一部文集；还有一本新著《大国的命运：从政治危机到国家现代化》，前后花了5年时间完成。
从龙年元宵节晚上开始，他以每周一次视频直播的形式，计划用一年时间为公众导读几十本中外政治学、社会科学、历史学经典著作。每次直播，包刚升会花大半天时间准备，A4打印纸上写满内容提示，书上贴满做笔记用的黄色便利贴。他如此投入，是有更高的抱负。
“这些书背后，关注的都是现代文明或者叫现代社会的成长。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社会现代化程度推进很快，但离真正的现代性尚有距离。我导读的书，不管从政治、经济、科技还是思想方面，都关乎现代政治经济文明的成长。”
从国内外政治史重看中国近代史
第一财经：在以往的很多历史叙事里，讨论中国19世纪时和西方相遇后遭遇的失败，都侧重于英国经过工业革命有“坚船利炮”，军事力量强大，而清政府又腐败落后。你在《大国的命运》开篇，用类似《万历十五年》的笔法，对19世纪初三个代表性的大国做了全景式勾勒。看完最大的感受是，当时英国不仅有大家都知道的技术革命，更是全方位遥遥领先，才有对晚清和其他传统大国“降维打击”的能力，是这样吗？
包刚升：当时英国的全面领先，观点不是我的首创，以道格拉斯·诺思为代表的一批政治经济学家，早在几十年前就系统论述过。总的来说，他们都强调，英国首先在政治领域有了重要变革，包括约束国王权力，法治与分权制衡等，才在经济领域产生非常直接且重要的结果，就是私人财产权和市场机制得到保护，不会被任性的权力随意剥夺，进而财富不断累积，最终促成工业革命。诺斯在他的《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等书里，都反复讨论过类似观点。
我借鉴了这一派学者的观点，但我总体上认为，一个国家最终能够在前现代社会推动工业革命，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说因为个别发明家灵光乍现，改良了蒸汽机，就会发生工业革命。我是把工业革命看成社会系统进化到一个新阶段的结果，包括政治系统、经济系统、观念系统都出现了重要革命，做好了充分准备，蒸汽机的出现只是临门一脚。
比如，在《大国的命运》导论中，我介绍了当时英国的观念世界。在1800年，埃德蒙·柏克的《法国革命论》发表了10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了24年，约翰·洛克的《政府论》发表了111年，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发表了149年。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大体可以勾勒出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英国人在政治、经济、法律领域的基本观念特征。所以，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英国就不同于其他前现代社会，更不同于书里提到的非西方传统大国，包括清朝、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莫卧儿帝国等。
第一财经：你觉得从国际、国内政治的双重视角出发，重看中国近代史，能看到哪些以往忽视了的关键点？
包刚升：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原因在于是完全的视角转换。过去我们的历史叙述，是以“我”为主，认为中国是特殊的，以此来构建1840~1949年的历史和政治叙事。这样的书写有很多基调，包括反复的战争失败、不得不承认自身的落后等，这些叙事往往还带有深沉的情感，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是我们国家走过的路。很多其他传统大国或后发展国家，有类似经历，也是这样书写历史。
需要注意的是，已然发生的历史固然不可改变，但仍然会对今天产生重要影响。除了历史的直接影响本身，另一种重要的机制是，同样的历史经由不同的解读，会产生不同的政治效应。
传统大国跟西方交往的过程中，常常都有不愉快的经历，这就会产生一个困境：它们既要向西方学习，又因为不愉快的历史而憎恨西方——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于是，很多传统大国都产生两派，一派是自由理想主义者，认为国家要现代化，得向西方学习；一派是民族现实主义者，觉得西方是伪善的、殖民的、好战的，更强调本土的身份认同。
如今非西方传统大国的民调中，只有印度一个主要国家对西方国家持友好态度的人最多，其余多数国家对西方的主流看法都比较负面，就是因为过去那些沉重的历史包袱到今天还没完全消解。
我的历史书写中，不把很浓厚的民族情感放进去，而是以更加客观、中立的第三方视角，来重新理解非西方传统大国近代以来的政治与历史。我既不刻意回避非西方传统大国自身面临的问题，比如认为19世纪时它们的政治、经济、观念都是前现代的和落伍的，都没法适应工业革命之后的新世界；又不刻意美化西方在跟非西方传统大国接触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实际上，西方在自身兴起和全球扩张过程中“创造”了自己的敌人，后续代价是非常大的。
总之，我希望在这一研究中超越学者的民族国家身份，努力做到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倡导的“价值中立”，这样才能在知识上有新的发现和贡献，提供对实践更有意义的思想和成果。
全球化不断深入，要摆脱受害者心理
第一财经：刚才你提到，非西方传统大国要摆脱受害者心理。具体来说该怎么做呢？
包刚升：非西方传统大国普遍存在的受害者心理，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历史上它们跟西方接触的方式，就是跟西方强国发生冲突、战争，被打败、被征服或被殖民的历史。拿中国来说，19世纪有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战争等。进一步说，在国家处于危亡关头的特定历史时刻，这种心理是有积极作用的，就像我们国歌里写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激发与动员民众，鼓励民族自立自强。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如果一个国家不仅独立了，还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和平和发展，甚至已经完成崛起，在别的国家看来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大国时，再有过分浓厚的受害者心理，就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贻害无穷。
首先，如果一个大国的民众历史记忆里仇恨心理占相当的主导性，仇恨多于和平，仇恨多于合作，仇恨多于友善，在全球化时代就会变得非常不利。受害者心理往往跟极端或激进民族主义有关，从历史经验来看，极端或激进民族主义，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如果一个国家要成长为真正的世界大国，就一定要认识到极端或激进民族主义可能带来的问题，审慎对待这种现象。
其次，如果一个崛起大国浓厚的受害者心理以某种形式呈现出来，会给别的国家带来相当大的焦虑，他们会产生不安全感，甚至恐惧，就有可能鼓励他们采取反制手段，这样就会塑造一个对国家发展很不利的外部环境。
所以，我在《大国的命运》里说，过去的历史是怎样的固然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对历史的叙述。尤其是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弱化与消除受害者心理，才能在长久的时间里，有利于国家成长和民族发展。如果一个已然崛起的大国无法克服受害者心理，就不能完成自身的真正成长。
第一财经：尤其是互联网时代，极端言行容易被无限放大。6月9日，欧洲议会选举结果揭晓，激进民族主义力量明显上扬后，国际上就出现了很多担忧。在自媒体时代，如何处理和应对激进民族主义？
包刚升：这是蛮大的挑战。首先，我前面提到，激进民族主义有很重要的政治动员功能，也是特别便利的政治动员方式，因为民族主义天然地把人区分为我者和他者，这也符合人的直觉本能和政治想象。如果这个国家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很复杂，民族主义就会成为该国政治精英进行政治动员的有效手段。而且今天的世界也还是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大国因为种种原因，跟外部世界的关系又很复杂，这也是激进民族主义不容易消除的重要原因。
怎么才能防止或降低激进民族主义的影响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国家要界定好跟外部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政治关系。如果一个国家从根本上跟外部世界是偏向对立的、仇恨的乃至冲突的关系，激进民族主义就更可能在国内兴起。如果一个国家从根本上是积极融入全球化的，积极参与互利、合作的全球网络，或者没有显著的外部对手或敌对国家，激进民族主义就不太容易兴起。
成为全球领导者需要“三板斧”
第一财经：你分析英国和美国成为全球主导者的历史，认为全球主导者的更替需要50~100年才能完成。具体到美国，在19世纪晚期已经成为西方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直到二战后才完全替代英国，成为新的全球领导者。美国在此过程中还成功避免了“修昔底德陷阱”，跟英国没有发生战争。站在当今世界形势下重新回望美国这段崛起的历史，你觉得哪些尤其值得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大国借鉴？
包刚升：今天回溯这段历史，首要的经验恐怕是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把国民个人的自由、幸福和成功，看得比国家的强大与地位更重要。这跟美国的政治传统有关，历史上美国有比较强大的个人主义传统，也有长期的小政府传统。
美国在发展和外交之间，更重视发展，把内部发展置于至高地位，并不主动去积极谋求和争取大国地位。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在1796年的告别演讲中，讨论美国的外交政策和欧洲的关系时说，“欧洲有一套基本利益，同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这是华盛顿留给美国的外交政策基调，就是要先把自己国家发展好。
今天我们说“弱国无外交”，其实美国的经验是不一样的，它是“强国也无外交”。一战前，美国经济总量早就遥遥领先于欧洲国家了，但当时不被欧洲认为是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大国，就是因为美国人不积极搞外交，而专注于发展自己。相对温和的外交政策基调，是美国崛起过程中的重要特征之一。
第三，美国在经济发展和军事发展之间，优先考虑的是发展经济。到1870年代后期，美国已经成为西方世界的第一大经济体，但这时美国的海军与陆军力量与其经济地位相比，完全是不相对称的。后来，美国退役海军上校阿尔弗雷德·马汉在《海权论》中，才批评美国的海军不足以打任何一场主要的海战。美国的这种做法，不完全是中文意义里的“韬光养晦”，更是崛起过程中的基本价值取向与战略审慎。也正因为这样，美国才长时间内没有卷入欧洲主要国家之间的重要纷争。于是，当美国作为一个重要大国超越另外一个重要大国英国，成为真正的全球领导者时，美国就能避免跟英国之间发生重大冲突或者战争。
第一财经：自从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党争加剧，国内很多自媒体大V都对这些很关注，喜欢解读说美国在衰落。但是你在《大国的命运》里提出，美国和英国成为全球领导者，都共同具备三个关键要素，并认为美国在未来至少10~20年里，还是最有希望维持“全球领导者”地位的国家。
包刚升：我在《大国的命运》中论证，成为全球领导者需要“三板斧”：一是成为经济与技术上最领先的国家，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里不是指总量，而是人均概念；二是要创造一种可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三是要贡献新的国际秩序与国际规则。
确实，无论是和二战结束时，还是冷战结束时相比，美国的领先优势都出现了相对衰落。但是，目前没有其他国家在实力上可以挑战美国，中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德国、日本、法国、英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目前人均GDP大约是3.5万~5万美元，与美国人均7万多美元也有较大差距。此外，这些国家跟美国在规模和综合科研力量上，也还有相当差距。我在书中还做了一个简单的推算，假设一个人均GDP是1.2万美元的新兴崛起国家，要赶超人均7万美元、年平均增速2%的最发达国家，如果这个国家GDP增速是8%，追平大概需要30年时间；如果增速是6%，需要45年时间；如果是4%，需要90年时间。
站在中国的角度，有一个追赶最发达国家的梦想，这不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是积极的。但我希望大家要公允地评价现状，也需要公允地评估未来。我做研究、写著作，任何时候，都不是为了满足读者或民众的情绪价值，告诉大家一切都很好，提供情绪价值也不应该是社会科学做的事情。
我的目标是讨论事实和现状，发掘背后的逻辑，理性地评估我们国家要走的是一条怎样的路，这条路可能有多远或者有多难，怎么走有可能会快一些，怎么走不仅速度会变慢，甚至差距还会拉大。一个国家要想发展得好，还是应该遵循那些为历史经验所反复检验的法则。我觉得，我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才是真正对历史负责。
农民工、全职妈妈也在听直播
第一财经：从今年开始，你每周六晚上都做名著导读的直播。我印象很深的是，2月24日第一场直播的互动时间里，你问大家做什么工作，有人说是律师，有人说是中学教师，还有人说是农民工、全职妈妈。去年你的《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出版后，你说关注政治学的人比以前多了。那天晚上，你看到农民工和全职妈妈也来听直播课，是什么感觉？
包刚升：孔子有个理念叫“有教无类”。互联网给了大家一个传播成本极其低廉的平台，比如对农民工来说，他听一次课就是手机流量的成本，如果工厂里或建筑工地上有免费WiFi，对他来说就是零成本。然后，他就可以在每个礼拜六晚上9点，听一个大学教授讲一个小时比较靠谱的知识。所以，互联网尤其是自媒体的传播效应，是过去无法想象的。
我的微信视频号开通至今，积累了1.5万多的关注用户，每次直播都有几千至上万的累积在线观众。哔哩哔哩网站的专业团队，又把我的直播回放视频精修，剪成20~30分钟一集，目前每集的播放量普遍都在四五万次，最热门的一集有17万次播放，完播率在20%~30%。这意味着，我花大半天时间来准备一个小时的直播，通常能有上万人从头看到尾看完这个知识类视频，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情。
第一财经：有一天我在听直播课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在当下很浮躁、很多人根本没耐心看比较烧脑的长视频的大环境下，你哪怕在外地出差，都坚持直播导读，除了尽量讲得通俗易懂，从不说吸引眼球和博流量的话，就一心给大家讲你看过的书。这样做事的人，应该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吧？
包刚升：是的，我自认为是一位理想主义者，要不然不会写这些书，关注这些问题。我原来说过一段话，也是我作为一个学者的参照。我说，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对这个国家最有贡献的一批学者，是上世纪80年代就主张市场经济的少数经济学家，最有代表性的两位是北大的厉以宁教授和复旦经济系毕业的吴敬琏教授。他们在国家还是计划经济的时代，就指出计划经济走不下去，市场经济才是唯一的出路。当时，他们在社会认知、政治层面都面临不少压力，但通过自身的努力部分影响了政策，推动国家重新走上经济发展的正轨。这一批学者非常了不起，他们是真正有益于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学者。
今天，历史已经行进到了2024年。我们再往后看10年、20年、30年，学者做哪些事情，才可以对国家的文明程度和有效治理提升起到积极作用呢？这是我们这代学者应该思考的问题。我们要超越一时一地的约束条件，坚持从长远看更科学、更良善、更符合多数人利益的东西。
《包刚升政治学讲义》
包刚升 著
新星出版社得到图书2024年3月版
《演变：西方政治的新现实》
包刚升 著
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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